股价波动特征对激励期权价值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当市场面临重大冲击时，虽然不同行业指数在上涨与下挫过程中存在着类似趋势，但依然有着不同的波动特征与溢出特征。 设计/方法利用GARCHSK模型刻画我国股票市场各行业不同阶矩的波动特征，并通过溢出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角度测度2004～2018年期间我国股票市场行业间一阶矩、二阶矩和高阶矩风险溢出的强度和方向。 结论/发现研究表明我国股市各行业指数具有明显的高阶矩波动特征，且各阶矩风险联动效应较强，单个行业的风险容易通过行业间的相互作用扩散到整个市场；当危机发生时，相比收益溢出指数较小的变化幅度，波动溢出指数能够及时对市场冲击做出反应，且高阶矩波动溢出指数能更准确地体现出不同行业的特质以及所受冲击的大小。
目的/意义监管机构缺乏绿色债券发行的环保效应的定量分析，特别是间接溢出效果的定量分析，导致出现绿色债券评级无差别，发行效果差异却很大的情况，使得绿色债券环保效应评估不准确。 设计/方法根据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数据特点，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建立面板数据空间杜宾模型，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测度绿色债券发行的环保效应的空间效应。 结论/发现绿色债券的发行对于企业减少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显著的环保效应，其间接效应远大于其直接效应；揭示了一级市场环保效应显著，二级市场不显著的原因。对其原因的探讨，给出充分利用金融市场，提高绿色债券环保效应的对策。
股票期权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为解决现代企业激励机制问题而创造性地将金融 衍生工具用于企业管理的成功方式。但是，实践表明，标准股票期权是有缺陷的，要将股票期权引 入我国，必须克服其缺陷，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优化设计。
文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一个对股票的投资价值进行判断的结构模型，并以深 沪两市的股票为例，从中选择了四只股票为例子，作了应用的探讨。从选择的四只股票之中得出一 支相比较而言最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并进一步验证AHP的理论。
当代经济发展是与技术创新、风险投资资本和智力资源这一特殊人力资本的成功 结合分不开的。而核心层股票期权制正是联系这两种不同相关利益者的契约革新，从制度经济学 的角度看也是一种制度创新。本文分析了核心层股票期权制鼓励企业高层员工关注企业的长期收 益、锐意创新的机制，并阐明了这一制度比较适合于竞争激烈的高科技行业和新兴行业。
摘要： 股权激励契约效率受到经理人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激励扭曲现象.针对这些现象,论文把相对绩效评价思想融入到期权激励设计中,即期权激励契约中执行价格进行多指数化处理,并且把期权到期收益结构进行相对化处理,经过这样的处理就构建了多指数化相对股票期权的约定价格和定价模型;最后,在用实例对多指数相对股票期权激励效果进行检验时,并发现了两个重要特征:执行价格多指数化可以改变期权价值符号,由正值变为负值;期权收益结构相对化可以使期权价值发生数量级差异.
中图分类号:
钟美瑞, 黄健柏. 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多指数化和相对化设计及应用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06, (5): 7-13.
ZHONG Mei-rui, HUANG Jian-bai. The Research of Multiple-Index and Relativ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n Stock Option Incentive Mechanism[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 7-13.
股价波动特征对激励期权价值的影响研究
但是，沃顿商学院最新研究表明，经理们根本不将股票期权视作是一种激励措施。在一份题为“行使股权与礼物交换的关系：美国大公司的证据”的论文中，管理学教授彼得。卡普利（Peter 股价波动特征对激励期权价值的影响研究 Cappelli）和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人的资深院士马丁。J.康勇（Martin J. Conyon）提出，只有当员工通过行使其期权获得可观的回报之后，此种方法才会影响员工的绩效。即便如此，员工也不会把期权视作是激励措施，而是作为一种礼物，让他们感到必须更加努力工作来报答公司。
高管的风险态度与股权激励方式选择
已有研究分别基于激励工具特征、被激励对象特征和公司股东视角对激励方式的选择问题做出回答。激励工具特征视角的研究强调不同激励方式在激励强度、激励成本方面的差异对最终激励效果的影响。[1][2]该类分析虽然对于激励方式横截面上的差异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对于其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趋势则缺乏解释力。被激励对象特征视角的研究主要讨论了管理者权力对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并发现高管会通过自己的权力干预激励契约的制定，实施更有利于自身的激励契约，有参照价值的文献有吴育辉和吴世农、王烨等人、肖淑芳等人的研究。[3][4][5]虽然被激励对象有动机和能力去影响激励契约的设计，但是考虑到在中国背景下大股东的强势地位，忽视公司股东的决策影响因素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偏误。且连等人(Lian et al.)以及方等人(Fang et al.)的研究均发现中国的股权激励机制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且这并非是因盈余管理导致的业绩增加。[6][7]基于股东视角的文献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考察了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但该类文献均假设高管风险态度同质。[8][9][10]而实际中，高管绝非均保持风险态度中性，存在相对的风险偏好和相对的风险厌恶。公司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可能会受到被激励对象风险态度的影响。一方面，霍尔和墨菲(Hall and Murphy)就认为高管的风险态度差异会影响其所感知的股权激励强度，从而影响到激励的效果。与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给激励对象带来的风险更大，若授予风险回避的高管股票期权，则可能导致激励效果的下降。[11]因此，公司股东可能会根据高管的风险态度差异匹配风险适宜的股权激励方式，以达到最优的激励效果。另一方面，股权激励方式可以影响被激励高管的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授予合理的激励方式可一定程度上消除高管与公司所有者风险追求的不一致，从而促进高管制定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投资决策，有效调整企业风险。[12][13][14]上述两方面均表明，公司所有者在制定股权激励方案时有动机考虑高管的风险态度差异，但究竟哪一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值得深入探究。